1）最近这段时间，关于“吸毒记录封存”问题，网上讨论得很热烈。我自己也写了几篇文章，我的观点很明确：在社会主义中国，今天大家对于一项法律的修订有不同意见，这很正常，大家各自讲各自的道理，然后把事做得更圆满就好了，毕竟，我们都是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。同时，我个人不建议去质疑立法动机，也不建议对于参与立法的个人进行人身攻击。有人可能说，我这是在“和稀泥”，但是，我们可以将心比心，如果我们自己参与某项工作，别人也有不同意见，别人也来质疑我们的动机，甚至说我们是“坏人”，我们也会很委屈。常言道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我相信，大家都坚持就事论事，道理会越辩越明，工作也会越做越好。
2）此外，还有一些朋友把目光聚焦到了北大法学院赵宏老师身上，甚至有传言说她所在的研究中心“被境外势力渗透”。我知道大家之所以关注这件事，核心还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关心，更是希望守护好国家安全，这份初心和担当，我完全能理解。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，不是想反驳谁，更不是要跟一些朋友论战，我正好也是北大校友，这几天刚刚因为工作原因回了一趟母校，我把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分享出来，供大家参考。毕竟，网络上很多信息真真假假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误解。
3）首先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理解的常识：咱们国家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国家立法有一套严格、规范的法定程序。任何人要凭着一己私利去干涉立法进程，几乎难以想象，更别说境外势力想操纵中国的立法了。对这一点，我们应该对国家有基本的信心。
4）不同领域的法学专家，以学术写作、会议研讨的形式参加法律修订的论证和咨询，是我们国家立法和决策过程中常见的情况。学者的意见是参考性的，接受媒体采访，做的更多地是一些解释、说明工作。
5）现在很多朋友对赵宏老师“有意见”，认为是她个人推动并主导了立法进程，并怀疑她是不是有什么“不可告人的目的”，这其实是因为对我国立法程序不太了解。学者永远是学者，可以建议，可以提供咨询意见，但是，也就仅此而已了。一些朋友主要是从反对“封存吸毒记录”的角度出发，对任何支持“封存吸毒记录”的人都提出了激烈的批评，并且怀疑这些人的动机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但是，正如在文章开头说的那样，14亿多中国人，大家观点不同，很正常。成年人之间，哪能所有观点都一致？这个时候，坚持讲道理就好，然后求同存异，相互尊重，不搞“恶意假设”。如果因为观点不同，就说对方“有不可告人的目的”，甚至说对方“被境外敌对势力控制”，这个实在是太“惊悚”了。这样的“大帽子”，扣在谁脑袋上，谁也受不了。
6）再说说一些朋友质疑的“境外势力渗透”问题。赵宏老师负责的北大人权与人道法研究中心，是1997年设立的虚体科研机构，核心任务是开展相关学术研究和教学，提升中国人权事业的国际话语权，在国际社会讲好中国人权故事。
7）从2004年到2021年，这个中心确实和瑞典一所大学的研究所联合举办过硕士项目。但是，这种合作并不是什么“秘密资助”，而是经过严格程序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。
8）据媒体报道，2008年4月，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应邀来华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时，还特意安排一个小时与项目师生交流。中国跟瑞典这样的西方国家关系可能比较复杂，既有分歧与斗争，但实际上，在一些领域也有正常的交流与合作。在特定时期，这些交流与合作，对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，是有益的，并不是所有跟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，都是被西方渗透、控制的结果。如果说与外国高校合作就是“意识形态渗透”、就是“为外国培养人才”，这种逻辑还是有点武断的。我们常说，中国开大门、走大路，凡是建立在相互尊重、互利共赢基础上的交流与合作，我们都可以持欢迎态度。当然，对于任何不怀好意的举动，我们也应该保持警惕，随时加以拒绝和批判。这个基本意识，相信一般人都有。
9）值得一提的是，参与这个项目的一些北大校友，毕业后走上不同的岗位，也没有特别听说谁因为在校期间参与这个项目，而犯下了特别严重的政治错误。不排除有些极端案例，但是，整体上，今天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安全是有保障的。任何“两面人”，都很难长期存活。
10）我个人始终觉得，面对这类公共议题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关注，也有权利监督，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。但是，监督和质疑，应该尽可能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。说一千、道一万，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心愿，都是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。情绪化的指责解决不了问题，反而可能会加剧分歧，反而不利于我们看清事情的真相。至于说，一些网友发现，少数人文社科领域的人士，存在明显的思想导向错误，大家该批评批评、该举报举报，相信今天的中国社会有足够的手段去纠正他们、威慑他们。任何人吃中国的饭、砸中国的锅，都不可能有好结果。
一家之言，仅供参考。
如有冒犯、得罪之处，提前向各位朋友致歉。
最后，补充说一句，我个人坚定支持对毒品犯罪“零容忍”，让我们一起守护社会主义中国全体人民的健康与安全。